1563年，葡萄牙制图家鲁伊兹（Lazaro Luiz）绘制的东亚沿海图上（图26），珠江河口的图示出现较大转变。前述E、F类锥形河口图示上，河口内岛屿一般较少，且多绘作点状小岛，鲁伊兹此图河口形态虽较类似前作，但口中出现两个长条状大岛。同F类图示相比，河口西侧的小湾不再突出显示，且河口东侧有“Lampacao”即“浪白澳”的新拼写法（此拼写法在之后的西文地图上成为主流），而未见类似前述图中出现的可能同澳门相关的地名，根据浪白澳的方位，推测鲁伊兹此图可能意在表现浪白澳西侧的西江之崖门或虎跳门水道（参见图7）。

　　16世纪60年代末起，出生于果阿、母亲可能是当地妇女的土生葡人费尔南瓦斯多拉杜（Ferno Vaz Dourado）编制的一系列地图集中，出现了关于珠江河口的全新图示，并在西文制图界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已见读多拉杜多部图集上之远东沿海图，除前文述及的1568年版（图27）、1570年版（图1）、1571年版（图2）外，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网站公布一部多拉杜图集，称之为1576年版，但其中所收远东沿海图与中村拓所录1568年版完全一致，但图幅较小，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此图在《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文化交汇》图集上也记作1576年，1568、1576两图的定年及其相互关系似有待进一步查证。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多拉杜1580年图集，配以金饰，最为精美，但线条、图案则反较旧作简洁（图29），另有中村拓记作约成于1573年的一幅（图28），但多拉杜此年似未制作图集，此图应为其1575年所制图集中所收，有待查证。

　　多拉杜之图应同鲁伊兹之图有一定继承关系。两图的湾口形状虽有差别，但均在湾中绘出面积较大的岛屿，另有一细节特征极似，鲁伊兹之图河口外沿之东侧绘有一段斜下的笔直岸线，多拉杜之图完全因袭。鲁伊兹之图将“Lampacao”（浪白澳）记在湾口东南侧，多拉杜之图相同（1568、1576年图作“Lampaquao”，其余诸图均作“Lampacao”）。比对多拉杜诸图湾口图示，除湾口处左右相对的一组岛屿外（很可能即承自鲁伊兹图上大岛），所绘内部洲岛前后变幻纷纭（因当时葡人对本地复杂的洲岛、水道形势尚难充分了解之故），所以，前人研究所谓岸上地名同湾中具体岛屿的对应关系实则无从谈起。

　　多拉杜诸图的地名标注基本一致，图上的湾口西侧有两个注记，偏南者为金国平准确译出的“江门”（Camo），偏北者则为广州（Camto），图上渊远流长的珠江主流注入下方湾口顶端，湾顶位于广州注记的东北侧，与现实不符，相较前述B类图示则为退步，目前未见关于多拉杜曾亲履中国的史料，其人制图应是参考前人旧作（鲁伊兹图上的广州城/ Camto位置类似，鲁伊兹本人可能又受F类图示的标注影响，F类图示多将“广东河”标在锥形河道左侧，鲁伊兹误以为广州城在此）、并结合来自中国的报告而成（如添加“江门”注记），注记位置偏差在所难免。

　　多拉杜之图确为前人指出的首次标出“Macao”的，关于图上Macao的标注位置或可作如下解：多拉杜承袭鲁伊兹的作法，将浪白澳标在湾口东侧近口处，又因当时葡人纪程类文字、报告中，多描述Lampacao较Macao位置偏外，故将后者的位置标在较前者更靠内的湾口沿岸，从而置于图上的湾口右上方处。

　　多拉杜诸图影响巨大，为16、17世纪之交许多重要西文地图传承。如1584年版奥特利乌斯《地球大观》所收第一幅西文单幅中国地图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图3）上即采此类珠江河口图示，从湾口总体形状、广州（Quanto）的位置、湾口的那组相对岛屿等特征即可看出，但也有所改动，Macoa（澳门）注记移至湾口东侧下方，更符合澳门濒临外洋的实际位置，然这一改动也可能因为图上未标出浪白澳，而恰给Macoa腾出了下移的空间。1596出版之荷兰人林斯霍顿（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之《旅程》中所附由Cornelis Claeszs所绘之东亚及东南亚地图上（图30，此图方位上东下西），珠江河口也属此类图示，但更接近多拉杜的沿海图、而非巴尔布达之中国图，图上误将代表广州城的城市符号绘在湾口那组相对岛屿中的左面一个之上，显示作者对本地了解有限，湾口东侧则有两座城池符号，分别标作Macao与Lampacao，与多拉杜之图类似，但Macao位置下移许多。

　　荷兰制图名家普兰修（Petrus Plancius）制于1600年东亚地图上，华南沿海部分肖似林斯霍顿书中之图，图上Macao注记位置相同，因Cornelis Claeszs恰为普兰修斯的主要合作者。17世纪初，接受墨卡托父子（Gerhardus Mecator与Rumold Mecator）之地图集（Atlas）版权转让的荷兰制图家洪第乌斯父子（Jodocus Hondius Sr.、Jodocus Hondius Jr.、Henricus Hondius）开始不断出版地图集，其图集中所绘中国图像可称作洪第乌斯模式（Hondius model），1606年洪第乌斯地图集中的中国图上（图31），总体绘法与普兰修之图颇近，珠江河口的图示仍同巴尔布达“中国新图”以来诸图类似，但更略简，Canton与Macao分居湾口两侧。此后所见1607年版洪第乌斯亚洲地图、1610年版洪第乌斯亚洲地图、1613年版洪第乌斯中国地图、乃至收入1630年版洪第乌斯图集的印度及以东地区图上亦均未更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见少数16世纪末地图上，尽管珠江河口绘作类似图示，但图上注记位置却发生显著挪移。如马丁内斯（Joan Martines de Messina）在1591年绘制的一幅东亚地图上（图32），尽管珠江河口也呈长海湾状，但图上的广州（Cantan）标在湾顶珠江正流东侧的正确位置上，且湾口西侧出现“Maca”，应即澳门异写，而浪白澳更在“Maca”之西。安特卫普制图家Cornelis de Jode制于1593年之中国图总体上模仿巴尔布达图，珠江河口图示亦相仿（图33），但湾口岸线及湾内洲岛的描绘细腻许多，应是参照过其他材料，图上Macao与Cantaon的位置均同巴尔布达图无异，但Lpacao则改注于湾口西侧。根据马丁内斯图上的地名标注，所绘湾口相当于“珠江口”东半部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之岸线，同前述A类图示所指相同。而Cornelis de Jode似也意识到多拉杜、巴尔布达等图同珠江河口实际情形并不吻合，故将浪白澳的位置改动，但Macao却留在原地。

　　若对比多拉杜之后的长海湾状图示与E、F两类更接近河流状的锥形河口图示（包括鲁伊兹之图），两者形态相去悬殊，基于此点，甚至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未到过中国的多拉杜从前方亲历者口中了解到珠江河口水域其实非常宽阔（多拉杜开始制图时上距葡人最终定居澳门已有十余年），故将图形改作海湾状（但总体仍偏长），但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E、F两类诸图及鲁伊兹的作法，将Macao与Lampacao标在了湾口右侧，换句话说，图上的岸线轮廓与地名注记有可能为两套不同地理知识的叠加。

　　16世纪末，还有个别沿海图并不遵照多拉杜一系的流行绘法，而将珠江河口绘作展宽的三角形，地名标注则各异。如所见约制于1598年的未署名东亚沿海图，湾口西侧标“Marcom”与“Lampargao”。英国地理学家Richard Hakluky在1598至1600年间出版的世界沿海图上，则将“Macao”标在湾口东侧，未记浪白澳。

　　约绘于1590年后的葡萄牙制远东沿海图上（图34），图形更接近鲁伊兹之图，展宽的河口更近长锥形，近口处有一对长条形大岛，外接一浅而宽的海湾，但此图注记不同于鲁伊兹之图，广州（cantam）、澳门（macam）、浪白澳（lanpacam）由近及远地标注在长锥形河口西侧，与马丁内斯的标注大致相当。普兰修制于1594年的“香料群岛地图”上，图幅左上角涉及中国南部沿海（图35），图示也近似鲁伊兹之图，此图注记亦特殊，在长锥形河口东侧，标有广州府（Cancheu fu），东南方宽浅海湾东缘，标有“Maco”，更东侧另有“Macao oli Vera Cruz（澳门又叫真正的十字）”注记（此据《天朝大国的景象》一书的中译），但无浪白澳，此图应是综合各种材料而成。然而，如前文所述，数年之后，普兰修又转而依从与林斯霍顿书中之图类似的更流行图示。

　　关于普兰修图上“Vera Cruz”的注记，应承自部分早期葡人沿海图，所见可识读的清晰图像中，前述E类中1545-48年之图在“Mago”注记东侧即有“aberacruz”（图19），F类中1554年洛波•奥门图上锥形河口右下角也有“beracruz”（图20，但因空间狭小“cruz”写到河道左上方，颇疑图上“malo”的注记原本也应写于河口右下角，就像E类图示中其它诸图上“ma-”开头注记那样，但同样因空间不足而移至河道左侧），1560年图上“maco”东侧紧邻处也有“averacruz”（图4），1565年迪奥戈奥门图上“ma_a”东侧则为“veracruz”（图24），此注记是否可看作早期地图上“Ma-”字头地名的别称？抑或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这一标注同澳门半岛南侧的中文水域地名“十字门”有关？将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深究。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1588年11月21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Claudio Acquaviva）档案中附有一幅未署名的中国区地图，徐光台新近撰文认为此图应是档案所属日期前在东亚手绘而成，出于范礼安的指示，此图并非由罗明坚制作，利玛窦则很可能对此图有较多贡献，香港科技大学藏有一幅极类似之图，整理者系于1590年（图36），可能为罗马藏图之衍生品或复制品。徐光台还指出此图展现的内容当有多重来源，一部分来自当时的西文世界地图或东亚地图（如台湾形状、大陆东南沿海岸线、日本及东南亚的图形等），一部分来自中文舆图（如长城、黄河、沙漠等），一部分得自入华西人的经纬度实测，另一部分出自耶稣会独特成果（如图上的肇庆会所）。就图上珠江河口区域的绘制看，同当时的中文舆图（详见下节）与西文地图（详见前述诸节）均有较大差异，应是由熟悉本地的人士根据亲身见闻得出的图形（且将珠江河口区域着重展现，占去图上广东省的三分之一面积）。图上可清晰地见到珠江水系的几大支流，广州城（Quancheu fu）西侧的水道应是北江，肇庆（Seuchin）之南则是西江主道，方位准确。图上所绘宽阔湾口应是包括西江诸口、狮子洋—伶仃洋在内的完整珠江口水域，湾口外侧特别标出沙勿略等耶稣会中先辈一度驻足的上川岛（Sanchoo），湾中绘制众多岛状图案，应是对当时香山、顺德、新会等县山屿、沙岛形势的一种抽象性描画，澳门则并未被标示出来。1588年耶稣会之图在欧洲有一定流传，最直接者为大英博物馆所藏一幅手绘中国及周边图，是在1609年专为英国公使Charles Cornwallis绘制的，将原图右侧一个图框内介绍中国地理概况的拉丁文字也节译作英文，制成于马德里，内容完全基于1588年之图，但明显简略许多，珠江口的绘法大致类同。

　　回到上节所引西班牙制图家马丁内斯（Joan Martines de Messina）之东亚图（图32），此图与1588年耶稣会之图在中国与朝鲜岸线的方位及轮廓、长城、黄河源、内陆湖泊（如洞庭、鄱阳二湖）等要素的绘制上颇多形似，省名的拼写方式也大致相仿（而与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拼写体系则差别很大，但马丁内斯之图遗漏福建等几省），可初步确认马丁内斯绘制中国部分时曾着重参考过耶稣会之图（但同时也结合了许多当时西方地图的旧绘法）。前述马丁内斯之图更正了多拉杜一系地图之标注，将Macao与Lampacao改标在湾口西侧，似也有可能受到耶稣会图绘出完整珠江口之启发，但其改动并不尽善，因为他的图示上无法包纳澳门、浪白澳西侧西江诸口水域。马丁内斯是菲利普二世的王室制图家，罗明坚在返回欧洲后，曾前往西班牙觐见菲利普二世，马丁内斯可能正是借此机会参考了耶稣会之图。此外，联想到前述1609年于马德里摹绘的英文图，则在罗明坚逗留马德里期间，1588年耶稣会之图很可能已在当地制成至少一份复制品。

　　顺便指出，普兰修也借鉴了1588年耶稣会之图，1594年绘制的两半球世界图上，中国部分的轮廓就显然得自耶稣会之图，前引1594年制“香料群岛地图”（图35）绘出的中国一角上，广西（QVAN SII）、云南（HIUNAN）的拼写、此段海岸线及广东省的大致轮廓均显然得自耶稣会之图，但珠江口的绘法则如前文所述，更接近鲁伊兹。

　　除1588年耶稣会中国区地图外，把珠江口完整绘出的新作法还有另一个知识来源：十六世纪晚期实际航海者手绘的大比例尺海道图，目前可见者即金国平介绍的里斯本国家图书馆藏D89R、D90R两图，两图的绘制年代待进一步考证（参见学术回顾部分），在D89R图上（图37），图幅上方总体呈弧形的岸线即完整珠江河口湾的外沿，东侧高耸的象形山峰或即可作航海标识的大屿山，湾中有一四面环水的大岛，金国平指出上面的葡语名称作“Amo”，为粤语“香山”的对音，此大岛右下方向下伸出一小半岛，上有注记，约为“Macao”，可知制作此图的航海者已将包括澳门在内的香山县主体部分看作湾口内的一个大岛，并准确地绘出了澳门与香山县间的位置关系。“香山岛”的南侧与西南侧另绘诸多岛屿，并有部分注记，表现西江口外一带诸岛，甚为详细。

　　金国平、吴志良指出“从17世纪开始”，在葡萄牙沿海图中“直锥形海口才逐渐变为梯形”，“这已经是珠江口及西江口的总体标示”，在注释中列出作者视为证据的几幅西文地图，分别是《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文化交汇》第103页下图（作于1615-1622年间的收入Manuel Godinho deErdia图集中的东亚图），第104页三图（收入Joo Teixeira Albernaz I制于1628年之地图集中的东南亚沿海图、东亚沿海图及同氏1630年图集中的亚洲地图），第105页三图（收入Albernaz I之约1640、1643、1649年三部图集中的东亚地图），第106页图（插入约1640年的一部关于东印度要塞、城镇、乡村的书籍的未署名葡人沿海图）及第108页图（AntnioSanches于1640年所作亚洲沿海图）。

　　此处尚需对此问题稍加补充与辨析。第103页之图较为简略，但图上Macao位于湾口西面，此湾口可能是“伶仃洋—狮子洋”，而非完整珠江口。《交汇》缩印的阿尔贝纳（Joo Teixeira Albernaz I）诸图过于模糊，字迹难辨。其中1630年之图可见于《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2014年纪念册》（图38），1643年之图可见于香港科技大学特藏（图39），两图图形相近，共同的特点是在湾口中部有一较大岛屿，略呈右侧向下弯折状（另，西面两个岛屿合成感叹号形状），此岛或许就是图上香山与澳门所在的位置，前图Macao字样记在湾口右下侧、后图记在上方，似均指示澳门位于此岛上。此二图所绘应均已是总体的珠江口，但更早些的1628年之图总体图形与1630年之图有异，所绘是否珠江口尚需将来根据清晰图片作进一步判断。《交汇》第106页之葡人沿海图上（图40），湾中所绘主要岛屿同阿尔贝纳之图类似，但中央弯折之岛形态更为显著，此图图片不甚清晰，似无澳门相关地名，待查证。《交汇》第108页之图也确系绘制珠江口，但图片不清，待查。

　　除了《交汇》图集外，另可见到17世纪上半叶其他一些地图对珠江口的描绘。如一幅制于1630年的葡文沿海图上（图41），湾口中央绘有一个蓝色大岛，从形状看，即上述阿尔贝纳诸图中的弯折状大岛（此类图示实又可以上溯至图37之航海草图），“Maco”标在湾口上方，应指澳门位于此蓝色大岛上。

　　尽管16世纪晚期西人对珠江河口认识的变化已展现在耶稣会中国区地图与D89R、D90R航海图等少数地图上，但迟至17世纪初，在欧陆印本地图中，上节所述G类图示因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的畅销而传承，甚至仍居主导地位。所见17世纪最早绘出完整珠江口的西文地图应是荷兰制图家威廉•布新濠天地娱乐在线app3559劳（Willem Janszoon Bleau）于1618年制作之亚洲新图（图42），图上珠江口呈开放的海湾状，广州误绘在岛上，湾口右侧下方仍有一座城市标作“Lampaca”，或均为林斯豪顿图上绘法的延续，但是，海湾内偏东南处有一座小岛，岛上有城市符号，图上写于湾口右上方的“Macao”注记即对应这座岛上的城市名，这是同G类及之前的图示最显著的不同。另可注意，威廉布劳此图在图框上沿有9座亚洲城市的鸟瞰图，其中之一便是澳门图。英国人John Speed在1627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世界地图集中包括一幅中国地图（图43），珠江口部分与威廉•布劳之图基本相同，且在“Macao”注记后划一短线，指向南方标有城市符号的小岛，更清晰地传达制图者之意。此图图框上沿有澳门、京师（Quinzay）两座城市的鸟瞰图，澳门之图也与威廉布劳图上近似。

　　在同洪第乌斯家族之地图集的竞争中，威廉布劳至少在关于珠江口的绘制上胜出，1631年版小洪第乌斯（Henricus Hondius）的亚洲图上，完全采取布劳之图的样式，Macao已改绘至岛上。但布劳家族并未原地踏步，1635年威廉•布劳图集中的一幅亚洲沿海图上（图44），在湾口正中标出一个斜置的大岛，岛中间绘有城市符号，岛边水中注上“Macao”之名，此为所见西文印本地图中首次将澳门相关地名标写在湾中岛旁者。而形似阿贝纳尔图上（图38、39）左侧呈感叹号形的岛屿组合则画得较大、并紧贴湾口左壁。此后布劳图集上的中国地图也采取同样珠江口图示。

　　布劳图集1635年的新图示对以后许多西文地图都产生影响。原籍英国、后至意大利的Robert Dudley于1646年制作的《中国南海及中国南部地图》所绘珠江口即大体类似，澳门城注记（C. di Macao）写在海湾北侧。约1680年之F. de Wit之东印度沿海图、1680年Johannes van Keulen之亚非沿海图、1696年Caroli Allard之亚洲沿海图（图45）均属此类图示的延续，Caroli图上Macao城所在之岛进一步膨大，独尊于珠江口内。在清初法国传教士进呈清廷的1698年法文版亚洲地图上亦相似。此图示甚至一直影响到18世纪初，如1700年莫尔捷（Pieter Mortier）之东亚与东南亚图、1702年W. Mount与T. Page之亚洲东部沿海图等均属此类。

　　17世纪西文地图中另有一类珠江河口图示上，呈现特殊的浅海湾模式，这是对当时中文舆图图示吸收的结果。明代中文舆图所绘的珠江口区域往往难以见到明显的海湾图形，如最著名的罗洪先《广舆图》中，在“舆地总图”（图46）与“广东舆图”（图47）上所见均为内凹不甚明显的较平滑岸线，“广东舆图”上，广州城离海不甚远，珠江口左右岸的县份（新会、顺德、东莞）则被依次标注在广州两侧岸上，新会一侧岸线略斜，东莞一侧也略南偏，稍呈浅海湾摸样。唯独香山县注记标在广州以南的海水波纹中，同虎头、大溪、厓山等山岛地名麇集。再观明代其他中文舆图，诸方志舆图中，如年代最早的《永乐大典》所收之“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香山县之图”等，以及现存的嘉靖之后诸版香山县志、广东省志舆图，均将香山县主体地域绘作海中一大岛，而将广州城绘作离海不远，广州城左右岸线曲折并不显著，著名全国总图如《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古今形胜之图》等，专题地图如《筹海图编》之“沿海沙山图”、《全海图注》之“广东沿海图”等亦莫不如是。

　　1625年，英国人帕恰斯（Samuel Purchas）出版的旅行书《帕恰斯的巡礼者》中，收录一幅地图（图48），此图图首冠有“皇明一统舆图备览”之名，应是同名中国原版地图的翻刻（帕恰斯称原图是由在日本平户开设英国洋行的某人得之于爪哇），西方制图者又在原图上增添了经纬度的背景（但应未改动原图，经纬度可说只是一种符合西人习惯的装饰）。英文图上保留了原图的水道新濠天地娱乐在线app3559与城址符号，但地名注记一般仅标出省名及少数城市名，珠江口部分，广州城（Canton）南侧的岸线平直，呈极浅海湾状，海中另有一城市符号，上注“Amacao”。帕恰斯书中之图三年后由版画家Theodor de Bry重刻并着色，附于另一部旅行记中。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返欧后于17世纪初年绘制的《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ina）稿本藏于罗马国家档案馆，上世纪末被整理公布，汪前进以稿本中夹有一幅中国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为线索，经严密推理，指出罗氏地图集主要是根据《大明一统文物诸司衙门官制》一书所编绘。《官制》所收地图基本摹绘自《广舆图》。罗明坚图集中有5幅内容各异的广东省草稿、半成品图（如图49至53），诸图繁简不一，本文所关心的区域内，最大差别是对珠江口内外洲岛的描绘，但诸图广州府大陆岸线则很类似，与罗明坚所据中文原本的浅海湾模式相符，大异于同时代其他西文地图对珠江口的描绘。

　　对五幅草图作精细对比的系统研究有待将来，仅据目前的初步观察，可见五幅图上均在湾中绘有香山县（Shian scian），而澳门则出现在图50、51、52三幅中，T.5海南岛图（图50）向东绘至珠江口，对湾中洲岛作细致描绘，其居中的一个大岛，上绘城市符号，注为香山，下方伸出一个小半岛，亦绘城市，注为“Maccao”，整个大岛的形状同前述D89R图颇类似，似也参考了当时航海者的草图，T.11、T.13（图51、52）上亦均为大岛+半岛的形状，上注香山，下注“Maccau”、“Macoa”或“Macao”。

　　罗明坚在沿用中文舆图大陆岸线的同时，通过在浅湾中绘出许多洲岛，并在其上注出相应地名的方式，将西方人对珠江口的地理知识融合到《官制》的“底图”中去。如罗明坚T.5图（图50）中，将《官制》原图绘在岸上的东莞、顺德两县注在岛屿上，T.11图中（图51）顺德亦在岛屿上、T.13（图52）中东莞绘在岛上，顺德绘于岸上，但海中另有一被涂抹的岛屿画痕，原注有“顺德”，此外在广州城南注出“南海”（《官制》原图与《广舆图》一样，略去所有附郭县），但在注有东莞的大岛上又另标一“南海”。罗明坚对珠江口地理形势的明确文字描写可见T.10“位于广州（Quamceu）（或称广州（Cantone））江口之岛屿”一节，称：

　　广州城这条大江口之岛屿星罗棋布……这一群岛有大岛三。其中之一称作香山。该名来自一宏伟、广袤之地区……如地图所示，岛之南端，葡萄牙人的城市与其一茎相连。其名为“天主名之港”或“亚马港”……另外尚有一岛屿，当地居民称之为东莞。它位于广东江口之东南方向……岛屿肥沃至极，行事便捷，邻近广州城。第三个岛屿就位于广州城对面。为一宏伟城池，名顺德。河流纵横交错，沼泽繁多……此地田野肥沃，物产丰饶。

　　从诸图稿上对洲岛形状及分布、城址定点莫衷一是的情形可以看出，罗明坚在将中、西方关于珠江口的地理知识作调和时，遭遇很大的困惑，且未能及时圆满解决。

　　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同样在返欧后绘制过中国地图集，王永杰对卜弥格图集的诸版本有系统讨论，汪前进指出卜弥格图集完成时间在1652年6月至1656年3月3日间，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卜弥格制作的18幅地图，王永杰介绍过其中“广东省图”（图54）与“海南图”（图55）上珠江口与澳门的绘法，指出“广东省图”上绘有一大岛，标有香山、hiam xan及澳门、A Mun、Macao等中文注记与拉丁拼写，说明卜弥格清楚地知道澳门与香山之间的关系，“海南图”上则仅标澳门、Macao，王永杰认为此处“澳门”为图上岛屿名，因“澳门所在的香山实际上是个半岛”，图上绘作岛屿是错误的，且澳门的面积被严重夸大。此论不确，“海南图”上“澳门”标于岛南伸出的小半岛上，实指此处的葡人居地，而非整个岛屿之名，所绘岛屿为香山县域，面积恰当，当时中西舆图均多有将香山绘作岛屿者，卜弥格的绘法符合当时的流行知识。王永杰另指出两图湾口东侧另有一大岛，“海南图”上标作“东广”、“东海”，“广东省图”标作“东莞”、“南海”，当以后者为准。图上除两大岛外，还绘有众多小岛，陆地轮廓绘作浅海湾状，广州城邻近海边，应是仿自卜弥格所据中文舆图的摸样，但与《广舆图》上东莞记在岸上的作法相比，卜弥格将东莞同“南海”归并、绘作一大岛，似同罗明坚图稿T.13的作法一致，二者间的关系似可进一步探讨。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卜弥格之中国总图（图上有“中国图”与“中国总舆地图”两个标题）上，陆地岸线类似“广东省图”，呈浅海湾状，香山及澳门所在岛屿形状类似，但没有地名标注，东侧一大岛上则标作“东广”，类似“海南图”。卜弥格之总图另有Szczesniak文章中讨论过的一个藏于英国菲利普斯艺术馆的版本，文字注记明显多于梵蒂冈图书馆之图，但文中所附照片不甚清晰，王永杰文中另有法国人纪尧姆桑松（Guillame Sason）1670年改绘本的图片，这两幅改绘之图上的珠江湾口较梵蒂冈原图更深凹一些。其中小桑松的改绘本重新布设了经纬网体系，中国的图形较原图稍有纵向拉伸，珠江湾口变深或与此有关，待进一步仔细探讨。

　　纪尧姆之父尼古拉桑松（Nicolas Sanson）1652年制作的一幅中国地图上（图56），广州南侧的珠江口几乎不呈现海湾状，海中有一城市符号，注明“Amacao”，此图示与前述帕恰斯之中国地图非常类似（特别是珠江水系的总体形状），实则桑松此图便由帕恰斯之图改绘而成。17世纪下半叶老桑松的侄子、法国人杜瓦尔（Pierre Duval）所作诸图继承了老桑松1652年的绘法，呈现浅海湾状的珠江口，Amacao所在岛屿悬居海外，如1672年制中国图（图58）、1676年制亚洲图、1686年制亚洲简图。

　　老桑松在1656年制作另一幅中国地图，图形大为改观（图57），图上种种特征表明，此图应是根据罗明坚手稿图集的分省图拼合而成的，前文已述，罗明坚图稿上广东部分有各种不同“草案”，桑松对其进行综合之后，图上的珠江口仍呈浅海湾状，但东翼岸线有一明显下伸，湾中部有一小岛，绘有城市符号，标作“Macao”，其上方另有一横向大岛，或可对应罗明坚图稿上的香山所在岛屿，但未标名。东部的另有一岛，上有“Dunquan”（东莞）城注记，此外还有诸多岛屿。

　　在两部传教士著作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浅海湾模式，一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鞑靼战纪》书中插图上（图59），此书出版于1654年，早于《中国新图志》一年出版，书中插图应同样是卫匡国所作，但较诸《中国新图志》则大为简化，图上并未突出珠江湾口，甚至几乎绘作一直线，Macao所在岛屿则孤悬海中。另一是曾德昭（Alvarez Semedo）的名著《大中国志》1655年英文版中的黑白插图（图60），此图显系依据帕恰斯之原图改绘而成，地图上主要的改动是删去了原图密布的各级城市符号，添绘一些山脉，并增加一些城市名注记。珠江口一带呈平浅弧线。南方海中绘有一个竖直长岛，上有城市符号，注“Macao”，与帕恰斯原图仅有城址符号不同，绘法反而颇似《鞑靼战纪》之图，注记亦同。

　　耶稣会士卫匡国之《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之于西方制图学的意义及影响力已无需赘言，故须将之单列为一类。因有幸于2015年7月底在澳门科技大学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地图文献珍藏展上见读卫匡国批注的梵蒂冈藏《广舆记》之部分精细复制图像，可知卫匡国绘制《中国新图志》地图的蓝本确系明万历刻本《广舆记》，将其人对《广舆记》的亲笔批注及《中国新图志》的成图及书中所附经纬度表格作对比研究后，可大致复原其制图过程，笔者以“广东图”的绘制为例作出另文研究，此处仅略作叙述，以免重复。

　　卫匡国图集之“中华帝国新图”（图61）与“广东图”（图62）上，珠江口岸线、洲岛的轮廓基本相仿，前者绘图简略、注记较少，一般只注府级政区（但特别注出澳门，拼作Macao），后者注记、水系、岸线、地形等皆具体、细致得多。“广东图”上，由于右岸新安县（singan）一带被绘在十分凸出的西向半岛尖端（这是由于卫匡国在制图之最初步骤时对《广舆记》原图失载的新安县定位失准的缘故造成的），导致珠江口被分成上下两部分，略呈一“烧瓶”状，上部广州城南呈一小湾状，经过中间颈部水域，下方是一宽阔的大湾，湾中岛屿众多，Macao与Hiangxan（香山）分别标在大湾偏东部南北分离的两个不大的岛屿上，大湾西部一个岛屿上则标注“I. Yaimuen”，应即“崖门岛”，此外别无岛屿注名。卫匡国上广州、香山、澳门的相对位置应基于实测数据，比较精准，但珠江湾口的总体图示其实很不确切，新安县并不在图上这一位置，澳门与香山分别画在两个小岛上更是错得离谱，若剔除新安“半岛”的影响，卫匡国之珠江口轮廓、图上澳门的方位与最早出现在前述H类中威廉布劳（Willem Bleau）于1618制作的《亚洲新图》上的图示最为接近（图42）。

　　《中国新图志》很快成为琼布劳（Joan Bleau，威廉布劳之子）《新地图集》中的第六卷，在此图集1662年增补本中则为第十卷，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中起到用标准化的视角绘制中国地图的领军作用。许多西文地图仿照卫匡国的图示，如J. van Loon于1657年制作的中国新图，1669年英国制图家Richard Blome的中国地图，Giacomo Cantelli于1682年制作的中国地图等（图63）均很相似，但后者将Macao所在岛屿突出，可能受前述H类中类似作法的影响。1695年意大利制图家Vincenzo Coronelli绘制的中国地图、福建广东合图（图64）上，非常忠实地继承了卫匡国的图示，在福建广东合图上，同样摹写了澳门与香山分居两个小岛的错误，此图另有一个创制，在珠江口命名为“Golfo di Macao”即“澳门湾”。卫匡国图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前期，如1717年Guglielmo Sansone、1737年Matthaei Seutteri之中国地图等，均为卫匡国的模式。

　　1705年法国人Guillaume de Lisle制作的亚洲东部图上（图65），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此图珠江口图形上更接近前述H类，但也吸取了卫匡国图上河流、地名的信息，湾中大岛被绘成方形，西北角标注Hiansan（香山），大岛南侧伸出小半岛，上注Macao，清楚地区分澳门半岛同香山县的关系，为重要进步。另，此图Macao下方另注“aux Portug”，指明为葡人居地。但可能因卫匡国图示的影响太大，1720年的一幅更简略的英文亚洲图上（图66），湾口轮廓类似，同样注明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却又再于澳门所在岛屿以北添绘另一个大小相仿之岛，或即回到了卫匡国澳门、香山两岛并立的模式。

　　1708至1717年间，传教士及中国助手进行分头测量，由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北京汇总后，《皇舆全览图》终于在1718年告成并进呈御览，制成1718年木刻本（图67）、1719年铜刻本与1721年木刻本三个最初的版本。1735年杜赫德（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的法文本出版，书中包含四十余幅法国宫廷制图家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制作的地图及城市图，其中内地直省部分基本依据《皇舆全览图》。中国分省图之一的《广东全图》（图68）上精细地描绘了珠江口由山岛、沙洲、河海共同组成的复杂的地形，所绘地物方位大体确切。图上珠江湾口中西部已大部分由大小陆块占据，陆块间水域不甚宽阔，反映此时西江三角洲在自然淤积及人工干预下已有充分发展，其中偏南一大陆块之南部尖端的半岛上，注出Macao，此大陆块北侧一较小陆块上则注有城市符号，注出香山县（Hiang Chan hien），香山县城以南为丘陵地，实际并无一条东西贯通的水道，这是《皇舆全览图》上原有的错误，杜赫德承袭之。

　　唐维尔之图较诸卫匡国等人的旧图示，准确度有天壤之别。杜赫德著作出版后，被大量翻刻乃至盗印，很快取得了权威地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文地图上的珠江口陆域图示也基本为唐维尔之图的衍生品（水道部分则因西方航海者的不断测量而愈益精确）。

　　笔者尽可能搜集16至18世纪西文古地图关于珠江河口绘法的材料进行比对研究，因西文古地图数量庞大且藏地分散，毕竟难以尽览，且所见之图像有部分不甚清晰，亟待日后进一步查访。现仅据上文的归纳提出一些想法。讨论之前，先将上文主要内容归纳为下表：

　　世纪）看来，标志为Amacao的地名几乎没有（除1561年Velho之图上可能出现过），而标志为“Ma-”开头的省略型地名则在地图上普遍存在。这就使人疑惑，从文字文献研究所得到的“由Amacao简化至Macao”的这个结论是否还有详细检讨的必要？（2）目前学界认为最早出现确指今澳门地区的地图是

　　年未署名的“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上标记的“Maco”。但本文从葡萄牙人正式入居年份之前的地图中找出1537年图上的“Macom”，1545-1548年间图上的“Mago”，均较“Maco”更早，且从标注位置及对音的证据看，有较充分理由可认为它们指代今澳门之地。至于最早出现的地名标识“Matan”，从标注位置及诸图地名间的转承关新濠天地娱乐在线app3559系看也很可能与澳门有关，但暂时不能在对音上作出确切解读，因此进一步的探索仍有必要。（3）地名来源问题。

　　。浙江、福建及广东沿海地方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娘妈宫或妈祖宫。这些庙宇的名字常演变为小地名使用。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澎湖岛上的“娘妈宫”，后来简称为“妈宫”，日本侵占台湾后将其改名为“马公”，一直使用至今。其他由妈祖信仰产生的小地名星罗棋布地分布于浙、闽、粤沿海，或为岛礁名，或为山丘名、海湾名、海港名，不一而足。古时，许多地方的“妈”字就常为“马”字所替代，如嘉靖四十一年成书的《筹海图编》中，在“浙江沿海沙山图”上的霩衢所附近就可看到有“马婆隘”之小地名（“妈祖婆”可简称为“妈婆”）。图69

　　因妈祖相关地名通常为沿海小地名，史志中偶有记载，但全面搜罗有待将来，此处先依据上世纪晚期基于地名普查编撰的地名志、航海图等资料制成当代福建、广东二省妈祖相关地名图，以展示此类小地名数量之多、及地名变体之丰富。

　　葡萄牙人在濠镜澳一带活动之时，当地因妈祖庙的存在，可能已产生一系列相关小地名，不同葡人将之分别记录下来、并传递至制图家笔下，故各种“Ma-”字头地名呈现在最早期西文地图中，且有不同样式的拼写。依据目前收集的史料，应该说从总体上考虑，图上以“

　　”开头的、位于珠江河口的地名，如上所述Macom（可对音“妈宫”或“妈港”）、Mago（某种“促读”或对音“妈阁”）、Maco（可对音“妈阁”）、Macao（可对音“妈港”或“妈宫”，“a”上方脱去鼻音符）、Matan、Mala、Malo（对音待考）等诸种拼写形式，都很可能与今澳门之地相关。当然，本文为依据有限史料作出的推论，若能在十六世纪中前期葡文或其他欧洲文字之文献、档案中觅得上述地名的踪影，则还可继续对它们作进一步逐一细究。（二）讨论二：西文地图上珠江河口的绘法及相关地名的标注位置

　　综观上述地图序列，早期西文地图上表示的珠江河口在绘图对象方面并不统一，因此，本文讨论的澳门（Macao）注记与很可能同澳门有关的“Ma-、Ama-”字头注记也相应地出现在图上湾口两侧或湾中的不同位置。

　　A类图示出现于1535年，图上绘出的河口湾应指珠江口东半部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区域，很可能保留了1522年西草湾战败前十年间葡人长期居留珠江口东南角时积累的知识，1537年图上湾口左下角记有“Macom”。多数作于16世纪40至60年代间的E、F两类长锥形河口，大致可表示西江之磨刀门水道，“Mago

　　、“Maco”、“I: da Matam”、“Mala”、“amalo”等注记主要出现在河口右下角。作为G类图示前身的鲁伊兹之图，似表示浪白澳西侧的西江之崖门或虎跳门水道，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多拉杜一系图示中的长海湾新濠天地娱乐在线app3559上，“Macao”大多出现在湾口东侧，此类图示表现对象有两种可能，可能的确表现西江水道，也可能绘图者笔下的海湾轮廓是意图表现整个珠江口，但地名注记的位置仍沿袭旧图示，为两套知识的叠加，此时“Macao”的拼写已占大多数，基本定型。H、J类图示明确表现整个珠江口，“Macao”的城市符号绘在湾中的岛屿上，但岛屿大小各不相同。I类图示较为特殊，受到中国舆图影响，将珠江河口绘作一个浅海湾，澳门则悬于海中，有“Macao”、“Amacao”等拼写。K类则为康熙年间实测成果，西文地图上的珠江口终于有了大体准确地形象。

　　绝大部分最早期葡人沿海图上之所以会单独绘制西江水道，与葡人当时在珠江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路线有关。尽管西草湾战后，官方明令禁止佛郎机赴粤贸易，但葡人却仍常混入东南亚商人中进至广东诸澳，嘉靖十四年（1535），黄庆请示获准移电白之舶口于濠境，香山一带南洋贸易更盛，至1554年之后葡萄牙商人大量抵达浪白澳，经数年交涉，终于1557年获准在澳门盖屋居住。葡人入居澳门之前，是由西江水道北上广州的，即便入居之后，西江水道仍被经常使用，金国平、吴志良举出大量史料分析此点，无需重复。由于西江水道的重要性，且伶仃洋—狮子洋的东侧水道一度被葡人放弃，葡文沿海图上只绘出西江水道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能将“西方近代—实地观测—客观准确”的刻板标签加在早期葡萄牙人身上，况且当时一些著名制图家很可能并未亲履中国，乃据有限的知识绘成地图。

　　由此再观B类图示，1529年里贝罗将“Matan”注记添加到广州右下方的湾口东侧，推测此“Matan”有可能与后来同样位于E、F两类图上河口东侧的“Mago”

　　、“Maco”等注记与后来确立的“Macao”相同，均指今天澳门之地的推论成立，则早期西文地图（A、B、E、F、G类）往往将这些注记标在各图的湾口岸线之上，说明制图者的知识中，这些注记所指的是一个陆地地名，而非岛屿地名。关于约1560年Velho图新濠天地娱乐在线app3559上出现的“I: da Matam”注记，似乎也可借用金国平曾提出的当时欧人文献中常用“岛屿”称呼澳门一类半岛地形的说法加以解释

　　，此注记可能并不能说明当时葡人已认为澳门位于岛上。西人后来确又改将“Macao”标注在湾中的岛屿上，可是，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地图上则较晚展现，虽然16世纪晚期之葡人航海草图、1588年返欧的罗明坚手稿图集上已将香山县绘作岛屿、澳门标于其南端的半岛上，但目前所见最早在西文印本地图上出现“Macao”城址标注在岛屿上的情况则需待至1618年。明代中文舆图上认为广州以南不远便是海，而香山县主体则是海中的一个大岛，西文地图中的I类图示便受到中国本土观念的影响，但此类地图较少。更为常见的H、J两类图示之改绘为岛则应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描绘对象变为整个珠江口，香山与澳门自然位于湾口中间，二是可能迟至十六世纪后期，在澳门定居有年的葡萄牙人才逐渐了解到澳门所在香山县四面环水的总体地理情况，表现到地图上则更晚。在此之前数十年间，葡人由澳门西侧的崖门、虎跳门或磨刀门水道乘舟北行时，由于诸水道入口较窄，且两岸沿途（特别是最初数十里）均为丘陵、山地地形，因此容易造成正在河流中行驶的感觉，“河流”岸边当是陆地，而非岛屿（参见图7）。实际上，即使在欧陆印本地图纷纷将Macao标注在岛屿上的1640年代，一幅由熟悉本地的葡人雅氏域度（Jorge Pinto de Azevedo）绘制的珠江口地区图上却仍可透露出葡人将香山县域认作陆地而非岛屿的旧知识。（图71，图上右上角为广州城，下部笔者添加箭头所指处为澳门半岛）。

　　作者周振鹤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林宏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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